【世界报资讯】城市如何对流动女性更友好?木兰丽霞:看见,对话与互助

澎湃新闻 2023-03-09 11:11:09

澎湃研究所策划《女性友好城市十问》,关注城市中女性权益的十个面向。本篇专访聚焦城市中的打工流动女性,专访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联合创始人齐丽霞。木兰花开成立于2010年,是一个以关注、支持和陪伴来京务工女性为宗旨的非盈利社会服务公益机构。木兰花开为打工女性及其子女提供了文化教育和精神方面的服务,并促进着她们融入所建设的城市生活。在这个过程中,不少流动女性提高了独立自主和性别平等意识。

制图 澎湃新闻王璐瑶基层女性也有自己的精神需求澎湃新闻:您曾说创办木兰花开的初衷源于一次志愿者经历,可以聊聊当时的场景,对您的触动和心态的转变吗?是什么让您有了创办木兰花开的初衷?

木兰丽霞:我在南方打工时,是在流水线上工作,非常单调乏味,大多都是重复劳作。但我出来打工时怀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,想要改善经济生活,还想改变人生命运,比如写文章、小说。我读到过一本写打工妹的书,她坚持书写身边工友的故事,对我影响很大,所以我也想关注身边的工友,关注普通人的故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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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出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三岁了,不像十几岁就出来打工的年轻人,他们的手脚很灵活,做事很快,而我没有经过长期的手工劳动训练,做事很慢,会被管理人员看不起,或被工友嘲笑。从最基础的员工上升到管理层,对我来说是很不现实,也没可能。写作方面,刚开始还写日记,但后来长期劳作就无暇自顾了,所以一开始的两个想法很快就都破灭了。人就会很苦闷,觉得看不见天日,也看不见理想。

后来我参加了一个公益机构举办的活动,让我产生了很大的思想转变,我意识到我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我个人的问题,很多工友都要面对,工厂需要的是年轻的身体、灵活的手脚,但并不希望这个群体有思想有想法。工人需要配合流水线,被规训去按照他们的指令做事。个体在这里只能处于一个很苦闷的状态。在公益机构分享我们的遭遇,书写我们的经历,去普及《劳动法》,我的苦闷就有所减弱。

澎湃新闻:您出于什么考虑北上在北京创办木兰花开?

木兰丽霞:我的孩子一直是留守儿童,在家里由爷爷奶奶照顾,我每年才能回家一次,最艰难的时候我三年才见了她一次。回头看,这对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

虽然我每周给孩子打电话,但还是觉得亏欠孩子,可能是因为母亲对孩子的牵挂、关切、内疚会多过父亲。另外还有外部压力,当孩子需要我回家照顾的时候,我会被指责说没尽到母亲的责任。但那时我的自我意识已经生长出来了,回家做一个留守母亲也不是我的人生选择。在我的意识里,女性的自我也很重要,妈妈的身份需要自我有能力的女性去承担,妈妈得自我成长起来,才能成为一个好母亲。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,我就“自私地”选择先做自己,但压力很大,无法心安理得。

有一次我回老家,看到孩子身上有一些所谓的“问题”,可能是儿童成长过程中很正常的,特别是缺乏父母的教育和陪伴的情况下,我发现孩子过于讨好我,在我面前特别乖,在爷爷奶奶面前又是另外一个样子。为了达到某一些目的,会撒一些小谎,比如想买糖,会说我要买作业本,我就意识到孩子的教育不应该交给老人,我得为我的孩子负起责任。在外面一段时间之后,再回到乡村,是待不下去的。乡村的生活闭塞苦闷,我当年也是因为苦闷才出来的。

因为认识北京一个做公益的朋友,他们开办了一个打工子弟学校,我就把孩子带过来,让孩子进打工子弟学校,自己也可以去思考未来要做什么。由于以前那些经历和想法,就不太想再找一份基层女性做的工作,想做一些跟之前想法接近的,关注基层流动女性的事情。就这样,我和几个经历背景相似的朋友,一起成立了木兰花开,想创办一个专门服务陪伴支持基层流动姐妹的机构。最早启动时没有经费来源,我们都是用自己的积蓄。

澎湃新闻:木兰花开办了十多年了,初衷有变化吗?有哪些初衷是比较容易实现的,哪些是比较难实现的?

木兰丽霞:今年是木兰的第十三年,十几年过去了,我们的初心并没有改变,我们还是支持陪伴服务我们的打工姐妹,社区服务是我们的主要工作手法,赋能发声是目标。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段,根据我们能连结到的资源,不停地创新我们的活动内容、工作方法。从满足姐妹们的精神文化生活,到通过文艺活动向公众发声,跟公众对话。

满足大家精神文化需求的活动很多,比如社区的老年秧歌队,但是我们强调的是我们要唱自己的歌,跳自己的舞,讲自己的故事,这背后是我们的主观能动性,主流的精神文化中还没有我们这个群体的声音,我们要把我们的声音表达出来,在歌曲里把基层女性的需求大声唱出来。

不太好实现的一直很多。我们希望基层打工姐妹能发现自我,在家庭里实现平等,在社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,从个体到家庭到社会,让基层女性在城市里有她的发展路径。在这个她生活了很多年的城市,她不只是城市的临时建设者,她也是城市的一份子,从城市融入来说,大家被排斥在主流城市生活之外。城乡二元户籍制度,也让这个群体永远是城市里的暂住者。从个人的发展、就业、居住到人口再生产,孩子的教育,都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。

木兰花开和绿色蔷薇排练《红》,熊颖 摄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澎湃新闻:姐妹们登上了更大的舞台,比如中国梦想秀,打工春晚,还有联合国妇女大会的分会场,您在这些舞台和空间演出的时候,收到的反馈是怎样的?木兰丽霞:收到的反馈有正面的,也有负面的。大家有批评也是正常的,你只要做事都会有批评,批评对的地方,我们能改进的就改进,没办法改进的,那就接纳我们的现状。

我们要把真实的现状,真实的我们,让更多的人听见和看见。我们要去到不同的地方,能去的地方我们都去。我们去建筑工地演出,在城边村社区进行展览。同时一些高大上的会议我们也去参与,哪怕我们只是餐桌上的一盘野菜。

有很多正向的反馈。比如说我们在798做展览,一些观众留言说感受到了很强的生命力,这个群体有底层的属性,也是丰富的,有力量的。我们一个策展人说,很少有展览让一个观众去长时间地停留,反复观看。这些正向的反馈让姐妹们更有信心把自己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听到。

但对于无端的质疑,我们就随他去。

澎湃新闻:木兰花开现在是什么样的规模,组织的成员以及组织服务的群体大概是一个怎样的面貌,比如职业,年龄,来源地,不同年龄层的女性对城市生活和自己的未来有不同的想象吗?

木兰丽霞:木兰一直是一个小而美的机构,我现在能用小而美,是因为之前被规模化裹挟过,大家都会觉得木兰太小了。从成立到现在,木兰的组织成员一直是4到6个人左右,目前我们有5个人,就没有太大过,因为疫情的影响,这几年整体公益机构的生存都是非常艰难的。我们服务的人群是以我们所在的城边村为主,辐射周边几个城边村。我们有一个500人的大群,还有很多小群,服务到社区里面的村庄人口是两三万,但是并不能辐射到每个人。

也不能说是服务,木兰做的是陪伴支持,互相陪伴,然后分享,能给姐妹们一些支持和力量。我们姐妹的群体大概70后、80后、90后,00后比较少,以家庭为主,工作以服务行业为主,也有全职妈妈。

大家对城市的生活感受差不多,没有归属感,这是基本感受。

木兰花开的姐妹们在唱自己的原创歌曲 丁沁 摄对故乡没有乡愁,对城市没有归属澎湃新闻:从您的个人经验,以及您接触的姐妹经历来看,大家来城市打工的原因有哪些?在城市生活和在老家生活有什么不一样?大家是如何看待自己与城市的关系的?

木兰丽霞:我们有做过一个独白剧《离家》,让大家聊为什么来城市,打工过程中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。关于出来打工的原因,一是工资水平差异大,二是从家乡的闭塞中脱离出来,增长见识,让自己有更好的发展。

我们现在有时候也会聊城市生活和家乡生活的不同。大家在城市里虽然住的是租来的房子,但由于住的时间更长,更像一个所谓的“家”,一个没有归宿的“家”。乡村里所谓的老家倒成了一个符号,可能一年甚至几年不回去,回去了也待不住,生活习惯、观念和家乡人不一样。

人在外面很久,也会想家,但是想家更多的是想家乡的亲人,思乡情是因为有亲人、有熟悉的人在那个地方,如果老人不在了,思乡就没有落脚点。另外还有代际的差异,如90后、00后,他们很早就出来打工了,或者就是在城市里长大的,他们没有70后没有那么深的乡愁,回去还是说普通话。以我女儿为例,她是接近00后的90后,她对家乡就没有什么想象,如果他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不在了,她可能就不想回去。

澎湃新闻:刚才您也说到,姐妹们来到城市里还是没有归属感,可以具体聊聊您哪些时候产生过归属感,哪些时候觉得融入不进去?

木兰丽霞:这个很难说,我们几乎没有对城市产生过归属感,但对木兰产生过归属感。以我个人为例,有时候回老家一段时间再回到木兰,也有回家的感觉,哪怕只是一个出租屋,这些瞬间是有某种意义上的归属感,甚至大于在农村。特别是女性,当她离开她父母的家之后,回父母的家就像做客一样,那个家已经不是她的家了,现在跨区域远嫁的婚姻又那么多,老公的家也不是她家,女性就像飘着的。在城市里有超过几年以上的稳定住处,这个地方不管是狭小,还是生活空间有挤压,这个所谓的“家”,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归属感的。这种归属感也是生长出来的,在一个地方长久地生活之后,你看到熟悉的道路,熟悉的街面,熟悉的店铺,虽然有一定的流动性,但也有一定的固定性,会让你有一些归属感。

在南方打工的时候没有太多格格不入的感觉,因为生活在工厂的空间,周围都是来打工的人,跟本地人没什么交集,根本没必要融入。在北方,因为村子拆迁而不得不搬家,再或是孩子找不到上学机会的时候,就会觉得不管你在这里生活多久,你和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关系。

有一些本地人还是比较友好的,他们也认同木兰所做的事情,但整体上木兰接触到的本地人不多,我们也没有主动去接触本地人,我们的活动不排斥本地人,但是也没有特地动员本地人参与,总的来说,我们和本地人是相安无事的相处状态。

2011年木兰花开旧址。澎湃新闻:2021年一篇名为《平原上的娜拉》的文章引发了广泛的讨论,您如何看待文中的主人公刘小样?木兰丽霞:某种程度上,我也是刘小样。我也是在家乡觉得苦闷,想追求的东西很宏大很模糊,不想像祖祖辈辈的女性一样安于家乡的生活,就想往外走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也很无奈,走到外面会有很多困顿。但是我和刘小样不一样的地方是,我更有勇气去探索和面对外面世界的残酷。我也很幸运在探索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人生路,接触到更广泛的人,让我有成长的机会,有面对困境的勇气和能力。一个是身上的原动力,一个是社会的机遇,其实是不可复制的。

刘小样身上缺乏一点力量,或者是她没有找到力量的源泉,她没有正视社会现实,所以她只能躲回去。我也是从农村出来,我能体会到农村的苦闷,向往诗和远方,但苦闷了就去旅行解决不了现实中的问题,短暂离开之后,还得回到当下,脚踏实地。

澎湃新闻:因为婚姻、子女教育或赡养老人的缘故,一些外出务工的女性重新回到了农村,您如何看待她们的处境?

木兰丽霞:我们去年暑假访谈了几个这样的姐妹,她们回到家乡,主要的原因是孩子要上学,因为赡养老人回乡的姐妹不多。今年我们也和几个妈妈开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,大家的家庭决策基本上都是如果孩子回去读书,妈妈也要回去陪着。她们回到家乡要面临的是重新建立支持关系,要适应在老家的生活,和老公长期两地分居,一系列的问题都要面对。

澎湃新闻:外出务工是否给了姐妹们摆脱家庭控制、接触和体验外面的世界、寻求自我转变的机会?这是否改变了原来家庭中的性别关系?可以从您自身或身边姐妹的经历讲起。

木兰丽霞:出来以后,女性的确眼界打开,获得更多,能力更强,更能挣钱了。我知道有这样的反馈,一些男性反对他的妻子参加木兰的活动,他们开玩笑说“你到时候学的多了,懂的多了,翅膀硬了,你就不要我了”,虽然是开玩笑的口气,但他一定是有不安全感的。他觉得女性要守在家里,要照顾他和孩子的一日三餐、衣食住行,但是当女性自己有见识独立之后,肯定不满足这样的生活。

外出务工也让女性有更多的机会。比如我们有一个受到过家暴的姐妹,她通过外出务工,就可以独立养活自己和孩子了。在家乡,一个因为家暴离婚的女性,她的处境比外出务工更难,如果不离开家乡,她极大概率会走进另外一段婚姻,另一段婚姻可能还是会有一堆问题,可能还有家暴。还有一些姐妹,婚姻在老家只是将就着维持,她在外面经济独立之后,就有可能摆脱这段婚姻。

木兰花开在社区义卖。和城市本地人的关系:互助而非竞争澎湃新闻:除了木兰花开,您认为还有哪些社会支持是有利于流动女性在城市中生活?您和木兰的姐妹在生活上遇到过哪些问题,还有哪些需求是特别想要传达和听见的?

木兰丽霞:比如通过大众传播促进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对话和互相看见,因为一些本地人认为外地人抢占了他们的资源,可以在宣传层面多做一些事情,让公众意识到,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不是竞争关系,可以是互助关系,比如外地人的介入让本地的生活更便利,经济层面上也会给本地人带来贡献,而不只是让交通更拥挤,让城市脏乱差。

最后我想说,流动儿童的教育是很大的问题,应该被纳入城市公共政策的考虑范围,应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,让这些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,成为新的城市建设者,加入老龄化社会的中流砥柱中去。

制图 澎湃新闻王璐瑶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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